《孤舟》 两名特工冒着生命危险相见 只为了两罐奶粉 这就是谍战剧的高水平

8月14日晚，电视剧《孤舟》第17、18集在江苏卫视播出。在最新的剧情内容中，《8号牢房》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。与老编的猜测一致，他就是胡志平。这个“8号牢房”对于剧中的反派周志飞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砝码。两人确实秉持着非必要不见面的原则。然而在最新的剧情内容中，两位特工竟然因为两罐奶粉而相遇。

这一幕让一些剧迷笑了。在这些剧迷眼里，两罐奶粉是一件很小的事。胡志平实在没有必要因为这样的事情，冒着被发现的风险去见周志飞。我觉得那些笑的粉丝们大概没有明白这一幕的深层含义。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抢两罐奶粉的这一幕才是全剧真正的高潮。

一般来说，谍战剧都是讲述谍战故事，是两方或多方之间的勾心斗角、勾心斗角。这些谍战剧往往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剧中的人物比他们自己更有组织性。比如，在很多谍战剧中，日寇的组织性质远远大于其自身性质。在谍战中，他们没有自我意识。皆侍奉皇帝而死。

然而，从哲学意义上来说，却有一些值得思考的地方。在谍战状态下，间谍工作者是更有组织性还是更自我参与？事实上，世界上很多新锐的谍战小说、谍战电影和电视剧都在讨论这个问题。以勒卡雷的小说《柏林谍影》 为例。我觉得《柏林谍影》这部电影最大的精髓就在于它从特工的角度提出了问题，我是谁，我为谁服务，我的个性能否大于我的组织性质等等。

在电视剧《孤舟》中，这个层面的思考其实已经隐约可见。例如。周志飞阻止翁泰从重庆营救谈判代表。原因很简单。谈判代表前来与日本侵略者洽谈合作事宜。周志飞认为，作为一名特务，翁泰的最终目的是抗日，所以他应该拒绝上司的营救命令。思考正义是人的本性。接受上级的任务分配是有组织性的。

我们回到《孤舟》，两个特工冒着生命危险相见的场景前后。胡志平的孩子没有奶粉喝，孩子的妈妈没有母乳，在苏州，普通人买不到奶粉。于是，胡志平继续为孩子寻找奶粉。这是胡志平自己的问题。胡志平和周志飞的私下会面，是谍战中的组织问题，特别是涉及周志飞和王伪的组织问题。个人问题会比组织问题更严重吗？为了个人利益而暴露组织关系是否可行？

无论是胡志平还是周志飞，他们都选择了见面。随后，周志飞选择再次见面，帮胡志平拿了两罐奶粉。这两次会面期间，他们之间并没有发生任何组织间谍活动。他们所做的只是完成一些他们自己的问题。对于这两个反派特工来说，他们的个性大于他们的组织性质。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想法。而且，这种思维很容易导致一种悖论状态。

让我再举一个例子。小说《温故一九四二》中，1942年的河南，大旱，百姓快要饿死了。蒋主席则没有积极救灾，而是想把河南饥荒和死亡的烂摊子留给日本侵略者。日本侵略者真的进来了，他们给这些饥饿的人们分发食物。而这群饥饿的人民竟然是日寇的头头党，谁给他们食物就服从谁。

对于饥饿人口来说，解决饥饿问题就是他们自己的问题。谁来带路的问题是一个典型的组织问题：中国人能带路打败日本侵略者吗？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悖论。在饥饿状态下，如果日寇提供食物给他们吃，他们能否为日寇追击蒋委员长的军队带路呢？之所以说这是一个悖论，是因为它永远无法在纸面上得到解答，而只能在实际操作中看到。

回到那两罐奶粉《孤舟》。无论是胡志平还是周志飞，对于他们来说，个性早已大于组织性。这两罐奶粉可能不是《温故一九四二》中的食品。自我和组织哪一个更大？小说和影视剧中很难给出明确的答案。刘震云老师在《温故一九四二》提问，但刘震云老师本人无法回答。勒卡雷在《柏林谍影》询问，但勒卡雷也无法回答。

《孤舟》之中，瞥见了这两罐奶粉，但编剧和导演却无法回答这个哲学问题。许多优秀的小说和电影都在哲学停止的地方起舞。不同的人看到的内容不同。 （文/马庆云）